就全世界范围来看，今天任何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都要高于三十年前。

但有趣的是，这样的环境并不意味着留学生能接触更丰富的外部文化。

这种隔离机制的形成并非人有意为之，但确实发挥着作用。

今天，留学已然成为一种常态。

多数家长或学生都相信，留学至少能带来一个好处，即“外语水平的提高”。

但通过与周边的留学生交流，我发现，不少留学生出国若干年后在语言应用方面依然未能达到熟练水平。

这是为什么？

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这一行动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，还促进了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民间交流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迎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波留学潮。

第三波留学潮伴随着私人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新富阶层的崛起。

获得奖学金和机构资助不再成为留学的必要条件，不少家庭仅凭私人财富就能将子女送出国。

新富阶层的崛起迅速且庞大，作为子女的留学生群体也相应地迅速扩容。

出国留学不再是一种零散的个体行为，更像一种群体的迁移现象。

但当个体被抛入陌生环境后，为了生存，必须进行调整，直到让自己“舒服”为止。

我们称这个过程为适应。

适应周期往往和个体对环境的认识度成反比。

为了降低这个周期，个体有两种选择：一是让自己快速了解新群体，掌握新规则，养成新的行为习惯；二是在新群体中寻找身份接近或相似的个体，与其组成一个小群体，在不用将自身调整至与大群体相契合的程度时，就率先让自己“舒服”起来——这就是所谓的抱团现象或小文化的形成机制。

小文化不同于亚文化，后者衍生自主流文化，且与主流文化一脉相承，前者往往与主流文化相对抗，其形成与发展以保全自身为目的。

留学生基数庞大，所以无论进入哪所大学，我们都能发现同类群体的大量存在。

为了适应留学生活，不少留学生会主动加入说母语的小文化群体。

他们一起购物、就餐、玩耍。

大多数留学生出国后进入的新环境并不那么“新”。

不参与主流群体的公共生活，使留学生在日常环境中不需要频繁使用外语。

外语的使用场景被缩小至课堂及其延伸范围，然而这一方面的作用也非常有限。

如前所述，语言技能的提高和语言使用的频率有关，但是不同课程对语言使用的要求大不同。

人文社科类课程要求高，理工类课程要求低，因为前者要求学生完成大量阅读、写作及演讲等任务，而后者虽也有阅读要求，但内容多为技术文献，词汇量少且重复度高，学习过程多是通过参与各种操作类项目完成，并不需要过硬的语言技能。

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在决定专业方向时，恰恰会选择一些经济学和理工类等对语言要求不高的学科。

原因很多：一是相对较低的语言要求使毕业容易；二是留学生从未养成自由选择的习惯，随大流选择了这些专业；三是这些学科比较实用，而一些语言要求较高的课程，比如历史、哲学、文学等，因被认作没用不受青睐。

学生的课堂交集往往会延伸至课堂外的生活。

大部分留学生所选课程比较单一，所以在一些课堂上——比如数学，总会遇见同类学生，而在另一些课堂上则相反，比如哲学。

因为“小文化形成机制”的作用，大部分留学生不会通过课堂和本土学生形成过多交集，所以课堂外的外语使用机会也被大大降低。

留学生提升外语技能的另一条途径就是打工。

因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机制和自小养成的打工文化，大部分本土大学生多会过一种半工半读的生活，他们通过贷款缴学费，通过打工凑生活费。

但中国留学生极少过这样的生活。

一是当地法律多半会限制留学生打工；二是中国父母并不鼓励尚处学生阶段的子女打工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学生的“本职工作”是学习；三是没有必要，因为自费留学生大多来自新富阶层家庭，物质条件优渥，无须为生计打工。

我所谈及的语言问题只是这一隔离现象的某种表现，不仅关乎中国留学生，还关乎日本、韩国、印度乃至欧洲留学生。

通过反思这一机制，我们或许能反思更宏观的社会问题。